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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讲堂第26讲的主讲人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老师。顾铮老师在本场讲堂中向大家展示了丰富详实的历史图像资料，通过对1913年由国民党人策划的宋教仁遗体照片的生产、使用和流通过程的详细解读，呈现了国民党人在自己的新闻与宣传实践中展开的各种努力和挑战。在今天看来，这些举动既是发挥摄影作为彼时先进视觉传播手段的尝试，也是克服新闻摄影的局限以及扩大新闻摄影的动员能力的努力。因刺宋案而起的这场摄影实践，因为报人和国民党人立场的重合，令新闻和宣传的边界受到挑战。
讲座回顾
顾铮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研究选题的来龙去脉。2011年，顾老师受邀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参加“1911帝国之后”国际研讨会，便开始以1913年《民立报》关于宋教仁被刺事件的图片报道和生产为题发表论文，并在此后的十年间不断地针对这一主题进行材料的挖掘和内容的深化。宋教仁被刺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事发之后，宋教仁的战友于右任、黄兴等人通过策划宋教仁身体图像的传播来进行政治动员，并逐渐演变为反对袁世凯的政治斗争。创刊于1910年的《民立报》便是这场宣传活动的阵地和载体，其主办人为国民党人士于右任、政党宣传的重要人物及期刊经营管理人范鸿仙，以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黄兴。
顾老师以事件发展时间为轴，梳理了《民立报》对刺宋案的报道进程中照片生产以及图像和文字的使用手法。宋案于1913年3月20日晚发生。3月22日，“措手不及”的《民立报》仅以“呜呼人道之贼——可骇之暗杀案”的大标题进行文字报道。3月23日，《民立报》将宋教仁肖像添加黑框使其成为遗像，并配上刺宋案发生的火车站地图，迅速以较为前卫的视觉呈现方式来讲述事件的要素，同时强化了宋教仁去世这一事实。3月24日，《民立报》打破陈规，在一个版面上同时刊登三张照片，以“大篇幅”的“伤痕摄影”来作为极富视觉冲击力图像新闻。其中有二张刻意暴露了中弹伤痕的宋教仁半裸照片成为视觉上的焦点，配合着讲述了照片拍摄的过程的“含殓前之摄影”文字报道。3月25日，《民立报》继续发表出宋教仁两张着衣遗像照片，一张是着礼服、礼帽躺卧在床上，另一张是也是衣装整肃地坐在椅子上，展演出了一种不朽的、虽死犹生的状态。后一张照片则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话语叙述上重要的视觉图像。关于这四张照片的拍摄生产，顾老师认为应该是经过了精心的讨论和即兴想法的加入。从《民立报》对于图片的制作、使用次序（从肖像照到遗像，再从裸体照片到穿衣照片）、发表与释放的速度，以及一些照片标题和文字内容的处理技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为了延长并扩大事件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事态逐渐增强，事件也逐步升级的过程。
“宋先生伤痕摄影一”（中）及“宋先生伤痕摄影二”（下）（《民立报》，1913年3月24日）
“宋先生被刺摄影”（《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
随后，顾铮老师引导大家继续追踪宋教仁遗体图像在公共空间里的流通过程。在《宋渔父集》中，收有4月13日湖南会馆追悼宋先生大会写真的高清照片，可以看到宋教仁裸体伤痕照和死后和衣坐像照放置于其肖像下方。追悼大会还发行了以欧美传统铁十字架勋章为样式设计的宋教仁裸体伤痕图像纪念章，上有“宋教仁先生为我等死”、“流血纪念”等富有煽动性的字样。这一事件为《民立报》于4月14日持续报道。在4月14日的另一场追悼大会中，上述照片被继续使用流通，以此强化民众对宋教仁作为受害者被刺的悲情意识。《民立报》刊发了于右任慷慨激昂的悼词，“模糊血肉表我国民疮痍满目”，是对图像含义的进一步阐发，也是将宋教仁的肉体与国家山河一体化的文学意象转换，竭尽全力地强化照片的动员功能。
湖南会馆追悼宋先生大会写真
宋教仁追悼大会发行的宋教仁被刺纪念章（《上海滩》杂志2011年11月号）
接着顾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宋教仁遗体像如何成为商业消费的对象。首先是1913年3月28日《民立报》刊登有新天仙茶园的广告，“谨备宋教仁先生铜版大像全套，每位赠送一份，正厅两角并不加价”，以此作为商业促销的噱头来招揽茶客。其次《民立报》在4月中推出《宋渔父集》，足足400余页洋装一厚册，每册售大洋一元。时人郑孝胥在日记中记录道：“有持宋教仁被刺影片（注：此处“影片”即照片）求售者，此乃革命党布袁之罪恶也”。在众多的流通环节里面，宋教仁的遗体图像催生了丰富的视觉生产与相应的视觉消费，出现了相关题材的照片、插图、雕塑、徽章，邮票等多种多样的消费形式。
宋案在当时作为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案，也催生了丰富的视觉文化。顾老师向大家分享了他对上述图像中存在的一个“悬疑”的推论。在宋教仁遗体照片的拍摄中，基督教徒黄兴或许刻意安排了作为基督教仪式标志物的圣餐酒杯在宋教仁尸身照片背景中出现，希望坐实宋教仁为基督徒，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最后，顾老师做了总结性的讨论。在展开具有政治目的舆论动员的同时，国民党人主动策划、生产既具有宣传性质、同时也具有新闻性质的肖像照片以供流通传播。肖像照片的性质与功能因为这些意图与用途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一切令肖像摄影和新闻照片的边界受到了挑战。同时，在公共媒介中使用民国伟人的创伤性裸体照片，由于违背中国传统身体观念而显得惊世骇俗。在新闻伦理尚未成熟规范的时期，这是幼稚的，却也是创举，归根结底是为了政治动员而无所不用其极。在此后数次刺杀事件中，着衣和脱衣的对比性的身体图像似乎成为国民党党惯性的政治动员手段。纵观国际美术史和摄影史，把身体作为一种煽情方式，无论是对信众煽动、自我表达或者政治动员都极具潜力。顾老师在讲座尾声之处启发大家进一步思考是否《裸体的马哈》这一类西方身体图像对当时的拍摄策划者存在一些启示。他认为，宋教仁被刺之后的摄影和实践，与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的《哀悼基督》、大卫的《马拉之死》、还有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自溺的自拍像……等西方视觉文化里的这样一个传统，无疑具备着种种关联。
问答环节
问题一：您的这一个主题报告在研讨会上引起了怎样的讨论与评价？
2011年在哈佛会上的评价现已记忆模糊。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独特且深入的题目。我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作为客座教授时，也讲了这个报告，当时也受到听众的启发。比如，有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日本美术的教授也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做客座教授，他提到林肯被刺图像。另外还有研究印度的学者提到甘地的被刺图像。他们建议我去尝试把林肯被刺、甘地的被刺和宋教仁被刺图像建立起某种关系，作为一种讨论的新出发点。
问题二：在现代战争、谋杀等纪实图片中是否仍在沿用比对、裸露式图片作动员和宣传？是否已产生变化？
在新闻照片里，身体的展示作为一种控诉动员，其实还是相当多见。若干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被以色列方杀死，巴勒斯坦的民众举着他的遗体，对此中国报纸也好像在头版有所报导。提到的比对的手法，还需要大家多去观察。
问题三：博物馆把照片作为一种历史证明纳入展示中时，应怎样自证照片内容的真实性？
当博物馆收藏的照片作为博物馆的藏品时，前提应是对这个照片的来龙去脉、生产过程有一个深入的调查。博物馆是一个权威机构，有必要作出一些说明，将藏品图录、展品图录呈现出来，以帮助观众了解这些图片。目前在媒体中流通的许多照片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意义和生产，有的用照片来解释一个事件，有的作为一个图注，其实并不严格。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博物馆，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观众知道，这些博物馆所收藏、展出的照片，尤其是新闻纪实类的照片，是如何的被生产出来，并且是经过了扎实的调查后，才跟大家分享，而不是简单的一张照片或标题。对博物馆、美术馆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问题四：裸体式动员是否应该从宗教图像演化而来？
从基督教美术史里面，可以看到基督从十字架中都是各种各样裸体的图像，我认为应该是有一个脉络。比如说15世纪的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哀悼基督》，甚至包括更早之前的图像。
问题五：纪实摄影中的纪实性与艺术性是否有矛盾的地方？宋教仁的这些照片是否可以认为是纯纪实性摄影？
当我们知道照片的拍摄参杂了很多种意图，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纪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概念。所以“纯纪实”的说法存在到什么程度，如何来证明，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纯纪实”的说法，“纪实”这两个字的内涵已经非常丰富，包括在“纪实”之外，对对象可以进行操控的空间也很大。对“纪实”这个词，我们应保持审慎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