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策展人按语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罗工柳先生的文章及访谈等，对胡一川先生的有较为翔实的记述。另外根据胡大江的记述，有关“鲁艺木刻工作团”的那一段历史，可能是华山先生较为清楚。这些对研究胡一川的政治生涯和艺术成就都是非常重要——可惜，华山早逝，没有给我们留下历史需要留下的东西。因此，也成为胡一川先生晚年常常念叨的一件憾事。所以——罗工柳先生留下的回忆资料就显得更为重要。 罗工柳经常提到的两个事情，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有提点。一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一个值得今后详细研究的问题。但只要仔细研读罗工柳的文章，我们就可以发现胡一川与此有重要的联系。在当时的延安鲁艺还是以“学院派”意识为“主流意识”，“木刻工作团”的艺术活动则为非主流，因其工作是配合部队在前线及解放区开展艺术宣传的工作，主要是创作，主要是实践，主要在基层。所以胡一川汇报工作时，延安的领导让他少谈实际工作，多谈艺术问题。可见，胡一川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得不到重视，或被轻视（这些情况都在罗工柳的文章和访谈中有清楚的反映）。最后，这一类问题最终上升到党的文艺路线的问题，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讲话。讲话不仅在实际上肯定了像胡一川这样的工作方向，并且将此上升和确定成为党在一个时期的文艺路线，成为对延安时期各种文艺思想混杂纷乱现象“拨乱反正”的一个纲领。 所以，胡一川受到毛泽东和凯丰的邀请不是偶然的。当然，延安当时文艺状况的复杂，并不像今天这样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本质原因大体应此。更为详细的考证还待于有志之士的研究成果。 二是胡一川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前后的那一段工作经历，似乎有关中央美院的院史和胡老的历史地位。 关于胡一川任中央美院党总支书记和党组书记的问题，是罗工柳时时处处念念不忘要提到的事情。这件事情牵扯到我党的组织机构设定、任命等工作。按我党工作之惯例，一般来讲，党组书记是由上一级党组织指定任命，如按行政级别来讲是厅级或厅级以上才设党组。中央美院是厅局级，胡一川则由文化部任命为党组书记，故向文化部汇报工作。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如按党的工作原则，则需在党内召开会议，有推选、表决等程序；党总支书记的产生如按行政级别是处级。所以，中央美院党总支的上级单位是中共北京市委，故由罗工柳向市委汇报工作。还有，解放初期，高校并无党委。因此，党组书记不能公开，只能公开低一级的党的基层组织。所以，胡一川公开的身份是党总支书记，罗工柳是党总支副书记。胡实际上是院领导，行政级别是厅局级。 这一段历史和问题本必须由上一级党组织才能确认和澄清。然而文化部及党组织始终没有对罗工柳提到的事加以确定。所以，中央美院的院史中有关建院时期的领导就只有江丰，而没有胡一川，因为江是副院长。胡一川先生去世后，中央美院的唁电，及广州美术学院的讣告中对胡老在中央美院时期的职位也就只能还是以党总支书记的职位出现，而不是党组书记。所以，罗工柳先生只要提到这一段历史，就极大的忿忿不平，认为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以上所言，仅仅是根据本人的知识水平和研读胡一川文集时所获得的一点认知而言，也仅对有关胡一川艺术的研究提供一点提示，远非结论。真正有价值的意见仍然要期待胡学研究者的研究结果。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 王见 2010年11月17日
有容乃大 罗工柳 每年4月1日是中央美术学院校庆纪念日，我对创建美院的徐悲鸿院长和胡一川书记特别怀念。我写此文以表我对他们的尊敬之心。 中央美术学院是由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科与徐悲鸿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华北大学不是华北联大。在解放区，晋察冀有个华北联大，晋冀鲁豫有个北方大学。北方大学校长是范文澜，文艺学院的院长是光未然，我任美术系系主任。石家庄解放后，两地贯通，就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先生任校长，校址在石家庄的东南面的正定。进城后，华大的校部在东四六条。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院部在宣武门的国会街，院长还是光未然，分为美术、音乐、戏剧三科。美术科长是胡一川，我任支部书记。我们组织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在此教学，当时许多学生要求进步，都到这个学校来，美术科在校学生人数达180人。经过半年时间学习，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随部队南下，少部分留下来。后来三部奉命取消，三部原址给了新华社总社，各专业与北平对口专业院校合并，开始筹备华大美术科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事宜。胡一川到文化部党组开会，会后传达了3条决议：一是成立党组，党组书记是胡一川，成员有王朝闻、王式廓、张仃和我，共5人。负责学院的方针政策，但不公开，归文化部领导，由文化部通知徐悲鸿，华大派来5名领导成员，具体工作由徐院长安排。二是调一批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到美院。丁井文任人事科长，杨伯达任学生科长，还有些业务助教，有伍必端、林岗、李琦、顾群、邓澍、冯真等同志。三是从华大美术科学生中挑出20多人到美术学院办美术干部班，培训一年后分配工作，目的是把华大的革命作风带到艺专来。徐院长安排胡一川当美干班主任，我是副主任，王朝闻当教务处副处长，吴作人是处长，张仃当工艺美术系系主任，王式廓在新成立的研究部任副主任，徐本人任主任，任务是与教授一起研究学术问题。 徐院长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他说，今后在党领导下就好办了。以我多年的观察，徐先生说这话是非常诚恳，不是客气话，是真心欢迎华大来美院，欢迎党领导美院。首先，从历史上讲，徐悲鸿一直与党的关系很好。他很早在上海就与田汉有来往，在田汉办的学校教过书，他的学生吴作人曾是田汉组织的南国社成员。在重庆，他对古元的木刻评价很高，当时影响很大。其次，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对我们很好。第一件事，我们刚一来，他就在家中宴请我们五人，彼此谈话非常亲密。第二件事，合并后，文化部没有给我们五人分宿舍，全交给徐院长管了。徐院长让自己的学生和助手，像吴作人等以前艺专的重要教授搬出住房让给我们住，令我们非常感动。第三件事，有个别艺专教授过去与国民党来往密切，他都解聘了。再有就是，他没有门户之见，老师中自己的学生并不多，比如叶浅予，是与我在三厅工作的同事，董希文是杭州与我同学，李桦原来在广东，周令钊也是三厅的同事，他在党领导下的演出队工作。所以我认为徐先生主要是看人才，是徐先生很好的优点。他刚开始虽然对我们不太了解，但也是看重我们的。 作为党组书记的胡一川处理问题好，办事很稳重。胡一川当时提出的方针是“坚持改造，稳步前进”，不能搞大刀阔斧。因而与徐合作时间虽不长，但成效很好。 当然合作中也有矛盾，胡一川认为是不够了解产生的，是暂时的。胡一川的处理非常恰当。比如说职称问题，徐院长将我们5人评定的职称交给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转交给华大领导，他们不能接受，认为太看不起我们的干部了。王式廓为教授，胡一川、王朝闻、张仃为副教授，我是讲师。王式廓的画他看过，又是留日归来，素描画得好。胡一川的资格也是很老的。其实我们从1938年在延安办鲁艺，已有丰富的经验，这些他都不了解。这事处理不好会激化矛盾。周扬把胡一川和我叫到他家时，商量这事情怎么办。胡一川马上表示，就这样办，不要向徐院长提意见，尊重他的意见。我们过去工作，没职称不一样干几十年革命!我表示赞同胡一川的意见，谈话后周扬送我们出来，在院里他问我：“工柳，你真没意见吗?”我说：“我向你保证，绝不影响工作。”我们回来在党组会上一说，大家都同意。我们当事人都没有意见，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胡一川一直强调，要耐心，慢慢来，不要搞 什么痛快。他说：“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右一点没有坏处。”这很难得。当时“左比右好”的思潮很普遍。 还有一件事，也是尖锐的矛盾。徐院长跟胡一川说，我来管业务，你来管思想。这似乎是对我们的业务不放心。我们也搞了多年的教育，有我们一套教学经验。这事如处理不好，也会爆发成对抗性矛盾。胡一川一口答应。在党组会上，他说，做思想工作空间很大，可以做很多工作。这样就将矛盾缓和下来。第一，公开党总支(党总支是做党务工作的，属于北京市委领导的，胡一川任党组书记，属于文化部党组领导的，但党组不公开，他只好以党总支副书记，他和我有分工，他去文化部，我去市委)，吸收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我们放手吸收进步的老师入党。第二，是徐悲鸿的教学方法是照搬法国学院派，没有创作课，与解放区不同。王朝闻发动搞“红五月创作运动”，正式课程没有创作课，利用业余时间来搞，还举办展览，进行评奖。一下子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思想也转变过来了。第三，没有文艺理论课，在大礼堂由艾青、王朝闻上大课，讲文艺理论，学生兴趣很大。第四，我们提出下乡搞土改。这是高等院校中最早参加土改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表扬。第五，吸收著名学者来学院。王森然从中南回来了，蔡仪也来了。王朝闻这时调到中宣部，蔡仪接替他的职位。胡一川还强调干部必须要提高业务，他带头搞创作。党内有个别同志认为胡一川的这些做法太右。胡坚持说：我们对原则问题不让步，其他可以等待。有人要求胡一川向文化部讲明这些情况，文化部领导说，我们担心的不是右，你们没有右的东西，而担心你们左了，搞得徐悲鸿不舒服，与徐关系搞好，我们就放心了。 1951年7月，江丰调到北京，任美院副院长，不入我到抗美援朝前线去，胡一川被安排到街道搞“五反运动”。一年多后，徐院长给我来信，要我速归。这时党组己没什么人了，胡一川调到武汉中南美专当院长，蔡仪调到社科院搞文学研究所，张仃分到工艺美院，只剩下王式廓。当时绘画系分三个科，叶浅予任彩墨科主任，李桦任版画科主任，冯法祀任油画科主任。徐先生对我说：“我想了好久，认为只有你能胜任绘画系主任，不仅要业务好，还要有组织才能。”当谈话时，我感觉他的身体很弱，我十分同情他。我们从朝鲜战场回国有一年创作假，但我没说，接受他的信任和委托，按他的指示，将绘画系的工作担负起来。 1953年3月徐院长第一次脑溢血，抢救过来。9月开文代会时，他再次发病，送到北京医院抢救。一天半夜，电话通知我，说徐院长病危，我赶到医院5分钟后，徐院长病逝了…… …… 胡书记调到中南，徐院长逝世，美院的创建阶段算结束了。但这不太长的岁月是美院的黄金时期，打下很好的基础。 …… 几十年过去了，美院也喜迁新址，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回想当年，徐悲鸿院长和胡一川书记建院时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应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 原载于《美术研究》，校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003年2月21日杨萍根据录音整理) |
